“戏精”贪官大比拼 万庆良演技最差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日前刊发文章《政治岂是用来秀的》，称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王四华“大搞政治作秀”，落马前曾当众发飙，不留情面训斥多名局长，“你当了这个局长，你干了什么事？要扪心自问！”“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讲话没讲话的形象，讲话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说明你调研不深刻，对情况不了解”等。

文章称，王四华俨然一副“敢作敢为的正面形象”。然而，王四华去年11月落马，今年4月被双开，讽刺意味十足，因此当局把王四华作为“政治作秀”典型。

文章说，像王四华热衷作秀的官员“并非孤例”。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2008年中共两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一直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全军广大干部，只有廉洁的部队才能是打胜仗的部队。”

徐才厚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但徐才厚2014年6月被查，2015年3月死于膀胱癌。《凤凰周刊》报道说，从徐才厚家中抄出约有一吨多重的现金；从其豪宅里查抄的财物堆积如山，用十几辆军用卡车才将其全部运走。

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曾说：“我们不能做碌碌无为的庸官，更不能做欺压百姓的恶官和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的贪官。”他说：“对贪污腐败，我们是零容忍。”但周永康2014年7月被查，2015年6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中共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2012年1月16日在主持一次重庆电视电话会议时说：“说到底，廉洁是一种幸福，不贪不占，遍体轻松，心地坦然，办事踏实。”

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心底无私天地宽，做清官是大智慧。”但同年3月，薄熙来就被抓，2013年10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局指控他贪污受贿金额达和“老虎”虞海燕经历高度重合9万元。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曾说：“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但令计划2014年12月落马，201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局指令计划受贿7708多万元，与多名女性通奸，进行权色交易。

另一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曾说：做官要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但苏荣2014年6月落马，2017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当局指控他受贿1.16亿余元，还有8027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曾说：“做一个廉洁从政的市长，做到不为亲戚朋友谋私利，不允许亲友家人打我的旗号办事、拉工程，不干涉工程招投标、土地招拍挂等方面的事项。”

季建业2013年10月被查，2015年4月被判15年徒刑。当局指控他受贿1,132万余元。

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曾说：“绝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友、为他人牟取私利，绝不追求特权、追求享受。”他还称，“德为重，民为天；公生明，廉生威。”

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时任广州市市长的万庆良在谈到高房价和幸福的话题时说，我工作了20多年还没买房，现在住的是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

事实上，“珠江帝景”是位于广州市中心的豪宅，早在2011年时，该楼盘的单价即在4万元以上，130平米的房子，当时每月租金在4000元以上。而“不食人间烟火”的万庆良竟以此高调示穷，所以留下了“六百帝”的绰号。

落马后，万庆良被指控受贿逾1.11亿元，2016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装穷装得好的贪官也不乏其人，比如说曾任国家能源局煤炭处处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的魏鹏远家里藏了2亿现金，清点赃款时点钞机都“过劳死”。但是在落马之前，魏鹏远一直是一个以穷示人的司长。

据媒体报道，周围的人说魏鹏远穿着土气，连开会或出席一些活动都是一身皱巴巴的衣服。至于上下班，则经常骑着一辆折叠自行车。而东窗事发后人们发现，原来魏鹏远还有一辆奥迪车，但他从来都不停放在单位，而是到了一定地点就下车，从后备箱拿出折叠自行车骑着上班。

苦情戏和装穷戏一样，也是贪官戏精的“最爱”，落马后以痛哭流涕地忏悔博得同情，试图获得减刑。比如，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就曾在最后陈述阶段痛哭流涕地连续提出了四个反问：“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

不同的是，受贿4100余万元的广西巨贪成克杰在落马前曾向世人表白自己：“一想到广西还有那么多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忍不住流泪……”

除了当演员，更有戏精贪官喜欢当“导演”。据媒体报道，曾当过演员的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蓝军，人到哪里“歌声飘到哪里”，进京开会时，有人一路陪唱。

蓝军离开松原时，在当时的市委广场、市政路，曾有“千人送蓝书记”的场面，尤其是一群身着黑色西装、白色衬衫的“干部群众”，手拉着各种横幅，如“蓝军，松原人民的好儿子”、“蓝书记，我们不愿您走”等，颇为引人关注。

而《法制晚报》记者发现，送别的“人民群众”服装统一、清一色白色衬衣，“群众”手持的条幅也是统一制作，颜色字体，甚至边框都一致。而当时的情景，被当地民众用“公事公办”、“办公差”来形容。